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工作，在和企业家座谈的时候寄语企业家们：“ 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一倡议也引起了企业家们的广泛热议和积极相应。

     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在学术层面和宣传层面成为热点，包括央视的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也把“责任”做为经济年度人物的第一评选标准，但是在企业操作和实践层面，往往难以得到正确的落实。大部分企业还很难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的健康持续经营有机的统一起来，或者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被迫承担的一项负担，或者简单把募捐等慈善活动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

在学术上企业社会责任自然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想做为企业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那就是社会责任就是一个企业的经营之道，是企业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和基础。

这个道，我们可以追溯到在商场中受到热捧的《孙子兵法》之中，《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开宗明义的提出，看一支军队能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战争之前，通过比较战争双方在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做的如何，就可以对战争的胜负有个基本的判断（故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月法），对应到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天实际上就是行业趋势，地就是产业空间，将是人力资源，法是企业制度。那么位列于“五事”之首的“道”代表什么？“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这是国家层面的比较，那么放到企业层面，我们可以理解，“道”就是社会对一个企业的接受和支持程度，一个企业只有拥有了社会的支持，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即“道”就是一个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一个企业的使命，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在，有益于社会。才有社会的支持。

 企业可以从四个层次去看待社会责任：

一，把社会责任看作一种负担，因为要承担社会责任，当然就要增加很多额外的成本，如果把社会责任当做负担、成本来看待，当然就是能逃避就逃避，能压缩就压缩。

二、把社会责任看作一种约束，就是承认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认为是企业经营的一种必要的付出，也愿意遵守社会的普遍准则对企业的规定。

三、把社会责任看作一种资本，在金融资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之上，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是杠杆性更强大的资本，特别是对于大企业来说，社会资本更是不可或缺，比如IBM要在中国发展，首先提出就是如何为中国社会做出贡献。而社会资本的投入积累就来自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在企业内部，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强调要把员工的个人发展和企业的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责任既可以是企业的经营资产，也可以成为把企业拉出困境的危机资产。

四、把社会责任看作一种境界，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失礼而后兵”，其实，我可以再往后延伸――失兵而后匪，失匪而后贼，失贼而后力……，那么我们把这个逻辑倒过来看，从后往前推，就可以发现企业的一个成长规律：先是靠个人的力气（包括智力）有了初步的积累，然后开始利用手里的资金做一些小本的、取巧的买卖（贼），然后开始形成一个小集体（匪），然后形成一方势力（兵），很多企业发展到这一步就止步了，因为再往上发展，就不是打打杀杀可以解决问题了，对应到企业的发展，就是价格战失灵了，礼就涉及到社会关系的处理，进一步到“仁”的境界，就是要和外部环境建立起来一个和谐生态，所谓“仁者无敌”，那么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就成为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以对于温总理的寄语，希望更多的企业家不会把它当成一种“约束”，而是从深层次思考企业持久发展的经营之道。

     中国彩电制造商们继续沉浸于产业沦陷的悲情之中，从加入WTO之后最不惧外资竞争的豪迈到近期充满愤懑的“外资阴谋论”，做为一个代表行业，凸显了中国制造的脆弱和经营思维上的惊恐。以被“外资阴谋”所算计的悲情来换取市场的同情，做为一个公关技巧也许有点用，但如果做为一个形势判断，则是一个大错误。

     外资彩电商以市场占有率而不是利润为阶段性目标，固然有背后强大的屏制造利润的支撑为后盾，但更重要的是为竞争形势的危机所驱使，中国企业固然很被动，各个外资彩电企业其实也很难受。

     日韩企业说起来都是外资，但肯定不是铁板一块，同进同退，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要远大于合作关系，比如三星和索尼之间虽然有在屏制造的合资合作，但双方都在为世界第一而竞争。而各个拥有屏制造能力的厂商之间，更是竞争关系大于合作关系。

     驱使外资厂商采取价格战策略的力量在于，液晶屏的生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处于产业放量增长的时期，规模曲线和经验曲线都处于比较陡峭的阶段，一旦巨大的资本投入获得的产能无法释放，就可能一步失误，步步失误，再也踩不上产业脉动的鼓点，某种程度上，在这种竞争关系下，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在产业经济学的博弈选择上，这时候各个液晶屏制造商的最佳选择，是做产量承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也确实是如此，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的屏制造商，都在尽最大努力的放大产能，而终端销售上依靠价格战放量，只是这种战略的一个必要环节之一。

      客观上，中国做为平板电视的最大消费市场之一，在外资厂商全球布局中的地位已经有了战略意义，谁也输不起；而家电连锁的发展消除了外资厂商在渠道上的软肋。这是其愿意和能够发动价格战的环境因素。

     中国的彩电制造商们由于规模、资金、技术的限制以及判断失误，没能在早期进入上游制造，所以现在很被动。不过这是个很黑暗的时期，也是曙光将要到来的时期。

     一个可以设想的判断是，由于全球平板对CRT的替代已经过半，预计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平板电视的增长率将从快速增长滑落到正常增长，由于受到观看房间面积、清晰度、空间结构、自重、制造的经济性等方面的限制，主流面板的尺度上的上升空间可能也会逐渐受到制约。这样，终端需求的放慢和上游出于竞争而急剧放大的产能之间会逐渐由供不应求的紧张关系过渡到供过于求，上下游之间的力量对比将逐渐向下游倾斜。现在三星和LG都急于通过模组项目锁定中国彩电企业，显然也是在为进入这种局面之后预作准备。

     所以，中国厂商在这个时期，应该沉得住气，不要怨天尤人，充分挖掘主场之利，保证自己不掉队，挺过去就是胜利。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做为曾经的领军企业，历经国际化沉浮的TCL从破产和退市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逐步站稳脚跟，开始有了点跨国公司的气息。从TCL近期的经营策略看，主要是通过供应链、业务流程的调整，在可持续的前提下放大产能，而事实上也取得不错的效果，今年前几个月的液晶电视销售在各个市场都开始急剧放量，此后，可能的战略路线图是：

     通过一定的终端销售规模降低液晶模组投入的风险，在制造前端获得成本竞争力

     以国际化的设计能力、具有世界规模的制造能力和前端成本竞争力回打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发力获得本土市场优势。

     在价值链的重心向终端转移的时候，依靠中国本土的根据地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向国际市场全面发力渗透。

     利用电视市场上获得的品牌的提升，接回和壮大手机等其他业务。

     在产业变化的过程中，趋势转换的速度可能会有偏差或被偶然因素所影响，但是总体的演化是由产业结构和特性所决定的。

跟在博客后面的小广告贴很讨厌，但是有一段话说的非常好，“股市是一个看起来很好赚钱的地方，但是……”，十万块钱的股本，一个涨停也有一万的收益了，这种增长速度是其他赚钱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另外一种计算，只要每年20%的收益，复利下来，20年之后都是一个巨大的增长了。但在股市上，大部分投资者注定要亏本又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统计规律。因为高收益的另一面，就是高风险。今天能涨停，说不定明天就是跌停。今年能赚50%，明年亏掉一半就回到了起点，所谓的复利增长就变成了原地徘徊或者倒退。所以正因为股市的这种高收益高风险特征，能够长期获得巨大回报的关键并不在于短时间内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于稳定性和持续性，也就是确定性。

所以不只是股市，也包括整个金融行业，第一重要的永远是风险控制。

所以说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资原则不是价值投资，而是看得懂。因为他对价值投资看得懂，所以他选择了价值投资。所以巴菲特不投资微软，因为他看不懂微软这一类的高科技企业。所以他在10多元减仓中石油，即使中石油还有继续上涨的潜力，对他来说再往上的收益已经进入看不懂的范畴了。

股市看起来变幻莫测的走势中，隐藏着众多“确定性”的信号点，这也是无数股市分析理论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只要从其中能准确的把握一个，就意味着大量的财富。可惜的是，要不是理论不对，要不是理论学习者对理论的把握不够，要不是实际操作中有偏差，大部分投资者可能一个也依靠不了，所以就只能把投资变成了赌。

大家都明白的确定性不是非法的，就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如老鼠仓，如内幕信息。

另外一些确定性的判断是易说难做，如基本面分析，不要说还有虚假信息、虚假报表设置的地雷，就是做到了完全信息披露，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判断一个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所以即使是投资大师级的人物索罗斯也感慨“我什么也不害怕，我只害怕不确定性”。

完全意义上的确定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源意义上的确定性，二是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本源意义上的确定性就是通过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来把握确定性，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则基于统计学的大数定理，当样本趋于无穷大的时候的概率是一个确定性的数值，追索第一种意义的确定性的投资方式，可以深入透彻的研究少数股票以达到趋于准确的把握，追索第二种意义的确定性的投资方式，则尽量透过分散投资来化解风险。

大部分投资者的失败不是失败在智慧上，而是失败在意志上，自以为聪明就会草率，而一旦失误却又很快退缩或追逐新的热点，而没有把失败的教训堆积为成功的奠基石。

　　八月，令世界震惊的八月，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香港政府无法容忍国际炒家三番五次地狙击港元，动用外汇基金合法地干预香港股市，与国际炒家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殊死拼杀。这是一场战争，正如一些人说的，虽然看不见硝烟迷漫刀光剑影，听不见炮声隆隆喊声凄厉。可是这场战争中，尽管没有血肉横飞，其惨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一场真枪实弹令所有关心的人惊心动魄。港府与炒家的搏杀，标志着人类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形式：金融战。

  　一、索罗斯得陇望蜀，垂涎香港联系汇率

　　今年68岁的索罗斯是以货币和股票投机发迹的，这位出生于匈牙利却在美国成就大业的犹太人，几乎已成为“国际炒家”的代名词。80年代末发生世界股灾时，他预言东京市场跌幅将比纽约跌幅更大，结果因言中而在国际金融界声誉鹊起。从此之后，几乎是所向披靡，指哪打哪，绝少输场。也成了国际间极有权势之人，只要索罗斯不看好哪个国家，那个国家就得提心吊胆，防备他袭击本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他辖下的量子基金，从1969年成立到1994年的26年间，增值了1300倍，总值已达200多亿美元之巨。

　　1997年，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投机商掀起一股抛售泰铢风潮，这被认为直接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称其为“潜伏在金融市场中的狠毒的野兽”。但不管怎么讲，索罗斯一开口，世界金融市场总是在洗耳恭听。索罗斯在东亚转了一圈，转到哪，哪里就跟着遭殃，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尼，一个接一个陷入金融危机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进入经济衰退。

　　东南亚转完了，这些国家的货币，除了新元稍好些，也都跌得鼻青脸肿。孤独挺立的港元成了旷野里的一只兔子，随时都是盘旋在头顶上的老鹰的美食。挟着东南亚大胜的余威，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在去年10月23日，他们首次冲击香港市场，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大获而归。10月风暴过后，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狂妄地将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港府虽然在今年初和年中击退了炒家们狙击港元，守住了汇市，股市却一路狂泻，经济也跟著陷入衰退。在这种互相搏击之中，圈外人可能觉得百思莫解：既然香港政府一再申明决心维护联系汇率，而且政府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有能力对付炒家的进袭，为什么炒家明知是一无所获，甚至还会烧痛手指，他们却还是一而再的进场抛售港币？原来这里头还有另一层原因，炒家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这个沛公就是股票市场。因为每一次港币受到冲击，利率就上升，这势必打击到原已非常低沉的香港经济，股票市场就应声而跌。因此，这一年多以来，每当港币受到冲击时，香港股市也跟着暴跌。洞悉此中奥秘的炒家食髓知味，往往两面下手，既抛售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同时也抛售港币。虽然他们在港币的投机活动可能会有所折损，可是，在股票市场上却是袋袋平安，大有斩获。因此，与美元固定联系的港元汇率却始终是炒家们的目标，香港也就成为索罗斯寄以重望之地。

　　通过精心策划，索罗斯等炒家在七月底八月初开始大规模狙击港元的行动。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日元疲软大肆散布人民币要贬值的谣言，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大手抛出投机性的港元沽盘，同时在股市抛售来压低恒生指数，以及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指望在汇市、股市和期市相关连的市场上大获其利。在八月份，量子基金已累积40亿美元的远期港元沽盘，占未来远期合约的六成。在特区政府入市干预之前的19个交易日内，恒生指数急挫2000多点。

　　二、香港政府义无返顾，巨资入市激战炒家

　　香港素称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港府对市场的原则一向是“积极不干预”，但面对这种情况，不干预等于坐以待毙，眼睁睁地看人从口袋里拿钱也不能动弹。香港政府从8月14日起，连续在现货和期货市场同时与炒家搏杀，动用港币近千亿，目的在托升恒生指数，不仅要让炒家在抛空八月期指的作业中无利可图，更要使他们蚀本，知难而退。与过往仅推高隔夜拆息加大国际炒家沽货成本的手法不同，在此次连续10个交易日的干预行动中，港府在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力图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卫网络，令国际炒家无法施展其擅长的“声东击西”或“敲山震虎”的手段。具体而言，港府方面针对大部分炒家持有8000点以下期指沽盘的现状，冀望把恒生股指推高至接近8000点的水平，同时做高8月期指结算价，而放9月期指回落，拉开两者之间空档。即便一些炒家想把仓单从8月转至9月，也要为此付出几百点的入场费，使成本大幅增高。在具体操作上，香港政府与国际炒家将主要战场放在大蓝筹股上，主要包括汇丰、香港电讯、长实等股票。这些股票股本大、市值高，对恒生指数涨落举足轻重。以汇丰为例，该股占恒生股指的权重达到30％，故成为多空必争之股。

　　8月初，美国股市回落，日元汇率持续下跌，炒家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狙击，恒生指数一路跌到6600多点。眼看国际炒家如意算盘再次告捷，港府却突然出手，予以回击。

　　8月5日，炒家们一天内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一反过去被动的做法，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银行同业拆息率只上升了2%至3%，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6日，炒家又抛售港币200多亿元，金管局再出新招，不仅如数吸纳，还将美元购进的港币存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维持稳定同业拆息率。

　　7日，港元狙击战与保卫战进入第3天。国际炒家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买进。港股维持在7000点以上大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与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

　　10—13日四天，炒家们继续抛售港元，在期货市场的投机活动仍大量存在，但气氛较上一星期有所缓和。港府按兵不同，正在秘密部署反击计划。

　　14日一开市，香港金管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期市，大量收进蓝筹股票和期票，同时提高银行隔夜拆息率，夹攻国际炒家，使其知难而退。市场估计当日约动用40亿入市，恒生指数收盘于7224点，劲升564点，升幅达8.47%。当天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发表声明说：“为打击炒家操控市场的行为，我已经行使外汇基金条例给予我的权力，指示金管局动用外汇基金，在股票和期货市场采取适当的相应行动。”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随即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政府会一如以往，坚守不干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活动的政策，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即是当炒卖股票和期货有明显的关连的时候，政府有责任采取果断措施减少市场混乱，我们的经济是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才可快速完成调整。”香港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积极不干预”的自由港政策，因此当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通过当地电视媒介宣布该项举措后，立即引起国际经济界广泛关注。

　　18日假后首个交易日，港府保留实力，指数窄幅波动，大市终微跌14点，以7210报收。

　　19日外汇基金继续入市，大挟淡仓，指数攀升412点，以7622报收。

　　20日大市于高位7900点遇到初步阻力，而港府买盘亦稍为收敛，指数于7742报收，升120点。

　　21日外汇基金入市未见积极，八大外资亦于尾市联手，使期指尾市狂泻200点，指数当日回软，以7527报收，跌215点。

　　8月24日，为了打破炒家压迫恒生指数下降套利的计划，港府重组实力，主动出击，动用50亿港元入市干预。午市时分买盘突然瞬间中断，结果股指迅即暴跌300点，两分钟后才被大手买盘重新拉回到7900点水平。当日恒生指数急升318点，收盘于7845点。

　　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虽然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据市场人士说，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

　　同日，国际炒家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投机香港市场的国际大炒家索罗斯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中，他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说，由于香港经济衰退，所以港府在汇市与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将以失败告终。索罗斯虽然每次的动作都是大手笔，但从来不公开承认自己在攻击某个货币，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

　　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港府还没宣布到底在此役中赚了多少，香港报章的估计是16亿港元。香港市场人士估计，港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预计港府目前持有相当于香港股市2100亿美元总市值的4%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

　　29日为确保恒生指数期货及期权在公平及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减少市场受到操控的机会，香港期货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项新措施。即是：由8月31日开市起，对于持有一万张以上恒指期货合约的客户，征收150％的特别按金，即每张恒指期货合约按金由8万港元调整为12万港元；将大量持仓呈报要求由500张合约降至250张合约必须呈报；呈报时亦须向期交所呈报大量仓位持有人的身份

　　31日，在政府终止扶盘行动后股市猛跌7.1%，但其跌幅比市场人士预期的少。恒生指数下滑554.70点，闭市报7257.04点，全场成交总值仅66亿港元，不到上星期五的历史新高记录790亿港元的十分之一。而有些投资者原本预测该指数可能大泻15%。

　　9月1日，受美国股市狂泻500多点的影响，全球股市普遍下挫。港股低开200点，早上初段下挫后逐步攀升，午市反复偏软。恒生指数收报7062.47点，跌212.57点，跌幅为2.92％。成交62.05亿元。

　　9月2日，受美国股市反弹的影响，港股高开200多点，早段反复向上后回稳，午市好淡争持。恒生指数收报7355.67点，升293.20点，升幅为4.15％。成交58.03亿港元。

　　三、香港政府初战告捷，占尽地利把握胜机

　　香港政府虽然在金融市场取得初步胜利，但世界金融市场复杂异常。国际炒家狡猾贪婪，各种资本背景甚至政治背景交错其间，加上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金融状况整体趋于恶化，因此，在香港与国际炒家之间，战斗远远没有结束。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炒家还有一部分力量没有撤出去。比如据传索罗斯将有一笔400亿港元的远期美电合约明年2月8日才到期，他与一些炒家将很多8月到期的合约已经转到9月，看来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稳定还面临相当艰巨的挑战。

　　对九月份香港的汇市、股市、期市的形势，完全有理由抱谨慎乐观态度。虽然，国际大炒家并不善罢甘休，还在想方设法、寻暇觅隙的对各个相关连市场进行袭击。但香港政府具备稳定市场的有利条件；相反，索罗斯等炒家将日益处于不利地位。

　　1、索罗斯等炒家骑虎难下

　　8月份港府斥巨资托市赶走不少中、小型对冲基金后，两大炒家索罗斯及老虎基金仍死守香港战场。对冲基金最惹市场瞩目的炒卖货币及股市等策略性投资，却绝少单头进行，对冲基金之由来便是一个市场抛售之际会买另一个市场。索罗斯的一篮子组合内用以对冲香港沽盘的好仓亏蚀，现时在港的投资已近乎单头（没有对冲），为向基金投资者交待，必须在短时间内在港图利，可惜至今难以达到目的，有利对冲基金的三大条件—赚息、短时间解决及流通量，目前都不存在。外汇交易商指出，索罗斯目前持有约40亿美元的远期港元沽盘，占总沽盘约一半，另老虎基金占约30亿美元，这些投资目前均是蚀息。此外，港元久攻不破，令蚀息期拉长。所以索罗斯在香港投机面临日益严峻形势。

　　2、香港政府在市场中已处有利地位

　　行政会议成员唐英年在接受《明报》访问时非常乐观地认为，港府已立于不败之地，某种程度上已做了“庄”，可以承受市场慢慢回落。唐英年认为，公众着眼于政府花了1000多亿元入市，而没有同时考虑到，政府虽则持有大批股票，但在上周五指数7800点时亦抛空了不少期指，可谓立于不败之地，假设日后这些股票要蚀卖，但拉上补下“一来一回”还是不会亏本，绝非很多人的假想：“千多亿纳税人的钱丢进大海里。”

　　3、特区政府有决心、有能力抗击操控市场的炒家，完成规范市场的工作，使市场在稳定、公平的环境下运作。香港政府已制定和正在制定一系列稳定市场的措施，已作好见招拆招的准备。

　　4、特区政府有中央政府作坚强后盾

　　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9月1日强调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金融自由，并且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是属於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联系汇率制所做的努力。

　　5、香港有丰厚的外汇储备

　　近日，香港金管局公布，截至七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三，达到九百六十五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香港丰厚的储备，将为政府抗击操控市场炒家提供了坚实的支援力量。

　　可以相信：有中央政府的一贯支持，有特区政府的强大储备力量，有坚强的信心和运用得宜的各项策略，特区政府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克服险阻，赢得在金融市场进行稳定秩序的最后胜利。

　　四、国际舆论反应强烈，众说纷纭尚未定论

　　香港政府为击退国际炒家而进行的干预活动由汇市扩展到股市之后，已引起不少争论。赞成港府行动者固然不在少数，毁誉参半者亦有之，持反对意见者也大有其人。支持港府的，主要是本地中小投资者和商界人士，他们认为港府早就应该干预。反对者的层面也相当广泛，包括许多跨国金融机构。例如，美资的摩根史丹利就发表报告，抨击港府这次行动是“孤注一掷”，未必能够成功，反而可能把香港人的血汗钱送给炒家，长此下去更会危及联系汇率。反对者中还有一两家素来标榜信奉自由市场原则的报章，以及一些教授学者；他们的论点无非是指香港政府入市开了干预市场的恶例，后患无穷，更将损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吓跑投资者。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以“香港犯大错”为题指责港府干预自由市场原则。

　　1、赞成者认为：香港政府的干预行动是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重大举措

　　——港府干预市场获中央肯定　得悉香港特区政府近期展开对股市、期货市场和汇市的干预行动后，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8月26日在澳门表示：“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香港特区政府和金管局采取一定的措施，会对香港的金融稳定带来积极的影响。”外交部发言人9月1日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强调，有关香港行政区的事务，中央政府始终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他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金融自由并且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这是属于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联系汇率制所做的努力。

　　——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表示，他本人完全支持特区政府入市的做法，但不评论这做法对或不对。李嘉诚表示，特区政府正尝试为香港做点事，很难说这是否很好或不好，但最低限度政府非常努力地去尝试，“我们别无选择”。李嘉诚指出，他手头所持的上市公司市值不低于1500亿港元，如果将股票借出可赚很多钱，但他不肯借出，在目前的环境下，也不会沽货，过去一个月也没有沽出一股，亦不计划沽货。

　　——香港前行政局成员陈坤耀表示，近年来炒家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声东击西，同时对外汇及股市兴风作浪，基本上扰乱了金融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再以传统的不干预政策去面对问题，有必要采取特别手段进行干预。陈坤耀并认为，政府的干预行动来得太迟。不过，他指出，政府干预不是击退炒家的长远办法，只能视为特别状况下的非常手段。

　　——亨达国际金融董事总经理邓予立认为这是必须的维持市场应有秩序的做法，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系，却不是一个让炒家自由“提款“的地方。港府要给炒家足够的警告，和表现出维护香港金融经济应有的利益的决心，坚强港人对经济的信心。邓予立强调，港府这次高调的在公开市场采取的行动，实际是对美资炒家明目张胆地在港元期货、港股及恒指期货等多个市场狂妄狙击的回应，亦不是改变它原有的金融经济政策。反而港府在炒家狂妄的狙击炒卖活动中一点也没有表示，就不符合一个政府应有的要求。任何政府都有需要对不正常的炒卖采取有效的干预行动才成。港府这次的做法是适当和令人接受的。

　　——香港著名评论员曹景行著文《港府大战国际炒家胜败未定》支持政府，他在文中指出：“环顾今日之世界，纯粹以自由市场原则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和教科书上。任何政府在国民经济基础和民众根本利益遭受威胁时，都有责任采取必要的、合理的干预行动，否则就是失职。”他指出：“政府入市干预本来就是非常措施，难免会令外界一些人对香港的金融市场运作产生疑虑，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失色。但港府这么做也是‘两害取其轻’”。他还指出：“尽管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赞扬人民币和港币坚守不败，但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国际炒家却有相当一部分是美资背景。谁知道关键时刻美国会支持香港一把，还是反过来推香港一把？”

　　2、反对者认为：香港政府的干预行动将动摇香港自由市场原则

　　——标准普尔8月31日降低香港外汇主权评级。由于香港政府入市干预香港股市与期货市场，改变了香港的外汇储备结构，从而增加了保卫港元汇率的风险，削弱了港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标准普尔宣布将本港的长期外汇及短期外汇评级分别由A＋和A1＋降至A和A1。同时将港元长期评级由AA－降至A＋，将港元短期评级由A1＋降至A1。长期评级展望则转为负面。标准普尔还表示，如果港元的联系汇率动摇，或者港府的行动进一步削减对港元的财政支持的话，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再次调低香港的评级。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导，香港政府是拿其名誉作赌注。这或许会使一些投机者知难而退，但国际投资家将会怀疑香港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决心，这将对香港经济造成长远的伤害。报导指出，政府的干预在长期是行不通，尤其在香港经济正在严重的衰退的当儿。港政府一向以高利率捍卫港币与美元的汇率联系，干预可能打击投机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使高利率策略更难实行。报导也指出，刻意托高股价，阻碍了股市自由运作的能力。由于许多投资者把港币和人民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港币的疲弱也可能对人民币产生负作用。

　　——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指港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是一大错误，完全违反人们以往引以为傲的自由经济原则，高官中应有人下台以向市场发出清楚讯息，香港将回复以往的自由经济。米勒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港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最终将伤害香港，而且一开始干预则不得不继续干预，全球这么多对冲基金，根本无从应付。

　　五、香港干预金融市场，自由市场理念推陈出新

　　香港政府素来以当地以自由市场原则运作为傲，这次出资扶持股市极不寻常，香港特区政府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注意，招致强烈的批评，但也获得不少的赞许。总之，由于在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政府当中，这是一项前所未见的行动，人们褒贬不一，引发一系列有关自由市场经济争论和反思在所难免，也可能因此导致一场对自由市场经济认识的革命。

　　1、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

　　自由经济是个好东西，人人都应维护它。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自由经济也是一样。自由经济是在有关法规的监管下自由交易，并不等於政府放任不管，任由某些人为所欲为。当国际大炒家散布人民币即将贬值等谣言，操控市场，把广大投资者和市民作为掠夺对象，港府如果听之任之，那本身就损害了自由经济。港府这次入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击国际大炒家，让他们知难而退，干预不仅没有违反自由经济的原则，反而是维护了真正的自由经济。总起来说，港府这次反击国际大炒家有理、有效，值得支持。台湾已宣布严禁索罗斯旗下基金入境的消息。台湾此举肯定会引起不少非议，但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只有击退了国际大炒家，或者不让国际大炒家涉足，自由经济才是不受人为操控的真正自由经济。

　　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根本不存在，所有政府都要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保障本地区市民的切身利益，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24日支持政府干预股票及期货市场，他引述前财政司夏鼎基对“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阐释，反映港府今次行动并无偏离有关政策。他表示，“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设计师夏鼎基曾指出，“即使在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大前提下，亦必须承认有时候干预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经济的稳定。”故这次经咨询外汇基金委员会后，财政司长决定在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下进行干预。

　　从香港政府入市干预股市引发的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争论中，人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在国家政策和利益的大前提下，在必要时政府不得不进场干预。就以美国来说，在八、九十年代美元低落的时刻，联邦储备局就经常在市场上扶持美元；这些年来，该局经常利用调整利率的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投资市场，这更是典型的干预例子。任志刚也指出港府兴建机场、修路、提供公共房屋、医疗服务等的举措也都是干预的例子，只是与其他地区比较，政府倾向减低参与程度。

　　虽然干预的行动得到肯定，政府还是应尽量减低干预行动为宜，特别在交易市场上，如果干预行动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这类市场上，即使人们同意政府的干预行动，可是，大家不免受到“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意识所左右。万一和炒家搏击时无法将之击退，或是因此亏蚀惨重，则可能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去年中，泰国中央银行拿出几百亿美元的储备和炒家拼搏，结果兵败如山倒；最近，俄罗斯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援助资金拿去扶持卢布，结果有如泥牛入海，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已是破产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说明政府动用公众的资源之后还吃败仗，不只成为笑柄，还会遭致强烈的民意反弹。

　　2、市场自由化与开放市场

　　近年来频频在世界各地爆发的金融危机，已很清楚看出，这又是市场绝对自由化带来的祸害。与1929年之前的市场自由化不受规范导致经济大萧条的情况同出一辙，不同的是1929年闯祸者是工业市场者毫无规范地豪夺市场，结果受到了受害者的还击，纷纷采用政治手段控制自己市场，于是两败俱伤，市场全面崩溃。现在的金融危机，闯祸者是金融市场者，他们滥用金融市场的自由开放的权利，对那些毫无准备、毫无反抗能力（基于财力薄，或管理不完善，或因借贷太多，或是投资策略出错等等而出现抵抗能力贫乏）的地区，进行劫掠式“买卖”。由于现代社会的金融市场把整体经济生活牢牢紧扣在其运作体制下，国际金融市场炒家通过金融市场的自由买卖制度，可以在转瞬间用他们巨大的资金，把对方的财富轻易套取。不管是泰国、印尼或韩国之所谓美金债务太大，或是香港、台湾或新加坡之巨大储备，又或是马来西亚之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一律都受到国际金融炒家的冲击，即使是日本那个财力雄厚的国家也不能免疫。中国则幸亏未曾全面开放其金融市场，否则股灾恐怕更重。金融崩溃后接着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导致印尼、泰国与日本的政府领袖因此被逼下台，韩国的工业行动也告吃紧，马来西亚则频频叮嘱国人要团结对外，不要自己分裂。香港的特区政府也正为了货币被冲击而与国际炒家大动干戈，经济警讯全面响起，失业率出现4%以上，地产与股市一片低迷。我国则为了不想因为人民币贬值而累及亚太其他国家，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就不得不迫使我们思考：其一，市场自由化没有绝对，自由化市场如何抵御市场自由化的冲击？如何随着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市场的自由度？其二，发展中国家到底开放市场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的开放，整体社会才能承受得了？各个国家的政府应负起基本的责任与寻求基本的知识，唯求能做到适当的持续对市场作出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外开放的问题更是如此。

　　3、金融自由化与货币管制

　　自从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学说至今，这一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70代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和东亚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金融国际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成为一段时期报章刊物上的高频率用语。

　　而至今日，几乎所有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令人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在论证金融自由化时都把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的金融开放当成成功的范例来论证。而现在金融危机在这些国家也爆发了，当我们冷静下来深入思考时，有必要研究以下问题：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到底是什麽关系？金融自由化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吗？具备什麽样的条件才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货币—特别是纸币—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它可小到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大到统治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货币问题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20世纪的国际金融实际上是美元金融。当今的国际金融市场格局显然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在这种国际金融市场背景上只能是服从美元为主体的经济。自由化的本质是逐步放弃各国政府对民族经济和金融的各种控制手段，主要利用汇率和利率两种手段调节经济。而开放经济中的汇率和利率，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制度下受制于美元金融或发达国家的金融。

　　香港的经济有着在世界上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最强劲的经济基础和没有债务。然而，近期香港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自由化程度多高的金融市场，也难以避免国际上有组织的国际炒家的损害，而如果象香港这样具有最强劲经济基础、自由度最高的金融市场都可以被这些国际炒家威胁，那么非工业化和新兴市场还有什么希望呢？

  　目前全球金融风暴愈来愈严重，只有中国的外汇管制政策，最能减少炒家的兴风作浪，成为全球唯一可保护国家金融稳定的灵药。目前全球国家领袖与经济学家、金融家，均十分关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在本国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于资本的流出，资本无节制流动带来的汇率高风险。金融危机带来国际范围内的财富再分配，是一场赌注很大的“零和博弈“，但危机带来的经济损失，则主要由被冲击国家承受。国际炒家的变本加厉，不但引起亚洲政界的警惕，甚至连主张金融自由化的一些美国著名学者也开始主张要适当地作出金融市场的控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9月初刚出版的《财富》杂志撰文主张适当的货币管制是有必要的。德拉克(PeterDrucker)也指出这些金融狙击手在破坏全球一体化。克鲁格曼在8月26日举行的“亚洲商业预测”座谈会上再次发出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套对亚洲委靡不振的经济已失去效用，亚洲国家必须改变政策，重视外汇的控制。他认为，经济问题出现在货币方面，因此政府应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表示，亚洲国家必须暂时采取中国式的货币管制策略，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在避免影响汇率的情况下调低利率。他说：“我自己很不喜欢我所提出的建议，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的想法也变得非常激进。我想这是帮助亚洲国家渡过危机的最好方法了。”

　　21世纪，也许发展中国家应更新以前局限于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思维，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市场，重新探索发展中国家避免金融危机、完善自身金融应变能力的有效途径。　　

股市大反转转瞬即至

一、国际油价演绎最后的疯狂

持续的高油价已经引起包括政府、企业、民众等在内的强烈反弹，而短期需求曲线的刚性正在让位于长期需求曲线的下降，在来自各方有形和产业趋势的压力之下，将产生压垮投机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中国政府现在就可以充当这“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如实行消费类轿车单双号出行或限制机关事业单位用车，不过看来并不需要中国政府来做，会有比中国更受不了高油价的国家来压上这根稻草。

二、带动这轮物价上涨的食品价格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肉禽蛋之类食品类产品的供需调节周期只是一年左右时间，价格的上涨已经带动了供应的大幅提升，很多迹象显示，食品供应开始有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转化，在惯性作用下将过渡到供过于求，推动物价上涨的最大的“堰塞湖”已经开始泄洪，现在倒需要为正在扩大产能的相关农户和企业担心了。

三、做空方的最后一个筹码

从美国次贷开始、到再融资、再到大小非，再到印花税，当这些空头信号被一个个化解之后，通货膨胀导致的企业经营前景暗淡已经成为做空的最后一个筹码，随后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泡沫破裂，这个问题很快就会由利空转为利好。

四、政府的救市牌没有打尽

一些舆论认为政府是因为手中已经没有救市牌，所以导致3000点政策底失守，其实政府手中分量最重的救市牌没有打出而已，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不是不打，而是选择时机。

五、继续拿大小非说事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六、无论把中国看做大绵羊还是利润机器，国际热钱都不可能被这种下跌挤跑，更可能择机抄底。

《21世纪人物》

仿佛转眼之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三十年里，中国从一个物质极度匮乏、高度计划经济并相对封闭的国度，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精神状态、文化观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制度活力也极大的激发了中国人的创富热情，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财富神话。但多变的政策环境，不完善的法律环境以及巨变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既可能让一个贫民一夜暴富，也可能让一个财富明星瞬间跌落。

    在风云激荡的财富人物榜上，我们既看到了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黄光裕这样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挺立潮头的常青树，也能看到步鑫生、马胜利、牟其中、顾雏军这些风光一时又被历史车轮碾于尘埃的悲情角色。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失败和成功体现出了同样重要的价值。

    从白手起家的书生到身家过亿的巨富，又因为经营失败从巨富跌落为“巨负”，一个剧本即使到此结束，也足以构成丰富的观赏元素了（事实上很多商界故事都是演绎着这样的轨迹）。但在史玉柱的故事里，这却只是中场，几年时间里，史玉柱又演绎出了一个从“巨负”回到巨富的家道中兴的下半场，对处于男人年龄的黄金期的史玉柱来说，40多岁了，未来的道路会攀上更高的山峰还是再次跌入低谷，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无论是希望史玉柱倒掉或者演绎更大传奇的观众们可能都要“失望”了，史玉柱现在的身份是一家纽约上市的游戏公司的董事长，两家股份制银行的个人股东，个人身家财富几百亿。也许，史玉柱的个人财富数字会随着股价的变动而涨涨跌跌，甚至在后面多一个零或少一个零，但习惯于采取另类手法、引起巨大社会震动和冲击的商界怪才正与我们渐行渐远，做为规范的公司治理约束下的企业家的史玉柱，其前路正逐渐变得清晰。

    45岁的史玉柱说自己将把网游做为自己坚守的一个领域，不会再去“做第三个东西”，他拥有巨额的现金，却开始谨慎到不轻易投资。某媒体记者描述这个时候的史玉柱：他会很认真地如同小学生一样自我批评，如当年对自己的能力无客观认识、当年做了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等等。“如果十年前把现在的公司给我管，三年内肯定弄得轰轰烈烈，但五年内必定倒闭。”这与二十年前借钱打广告销售自己开发的办公软件时候的史玉柱，以及十年前落魄的带着几个跟随者在没人注意的角落谋划东山再起时候的史玉柱，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做事方式上，都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史玉柱20年的商业生涯中充斥着颠覆，在大部分人还沉浸于安静闲适、似乎一眼可以看到头的机关生活的时候，他从省统计局的岗位上辞职，成为第一拨“下海”热中最早走向市场的人。当大部分的大学生老老实实吃技术饭的时候，他表现出了知识分子中非常少见的冒险特质，他的第一个商业故事就充满着惊险：除了开发的文字处理软件之外一无所有，然后承包了一个经营部，租赁了一台电脑，以软件版权做抵押，在《计算机世界》上以先打广告后付款的方式，连续做了3期1/4版的广告。直到广告见报后的第12天，仍然分文未进。第13天上出现了转机，收到3张总金额1.582万元的邮局汇款单。一个月后收入就达到100万，而一年之后变成了3000万。
    人们都熟悉“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反过来，“成功是失败之母”也同样成立，但一个人通过某种方式取得成功之后，就会习惯于把这种方式进一步推广和放大。从办公软件转向保健品和房地产的经营路线，只是史玉柱冒险和赌博特质的进一步膨胀和放大，保健品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延续了销售文字处理软件时期广告先行的思路，卖楼花的房地产销售模式赌的是国家的宏观政策环境的稳定预期。只是这一次幸运没有再次眷顾史玉柱，庞大的巨人帝国大厦在宏观调控面前不堪一击，顷刻坍塌。

    几年之后史玉柱通过经营脑白金再次崛起，尽管仍然延续了广告开道的经营套路，但从江阴一个地方小城市开始做起，尽管和当时有限的财务状况有关，同时也说明史玉柱在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失败之后，做事风格开始变得谨慎了。等到从保健品反身回到信息产业，开发在线游戏的时候，一切操作和炒作都已经沉淀为套路了。
    每个企业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都会经历一个躁动的草莽阶段，不过都不如史玉柱和他的巨人这样跌宕起伏，这种大起大落放到任何企业身上，都可能成为商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巨人之所以被关注还在于，无论是保健品还是游戏，都是充满争议的行业。在充满争议的行业以充满争议的方式经营，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及失败，这是巨人成为舆论焦点的必然性。

    年轻的史玉柱做为规则的颠覆者，豪情万丈，什么都敢做，既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失败，而人到中年的史玉柱站在财富的巅峰，有能力操盘更大的做为时，反而变得谨慎小心，不但说要坚守一个领域，对外也不再轻易投资。这意味着企业家精神的泯灭还是企业家心态的成熟？开发巨人大厦时候的史玉柱没有那么多钱，却坚持不用银行贷款，而运营游戏产业的史玉柱并不缺钱，却在三年之后就急着把公司推向了资本市场。

    从史玉柱的变化中，既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从草莽走向成熟的蝶变，更能够感受到整个国家经济环境正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从混乱走向有秩序，从稀缺走向丰沛。

    今天的创业者也不再需要像当年的史玉柱那样，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之后，通过冒险来掘到第一桶金，而更可能拿着自己的产品，甚至只是创意方案去寻找合作者或各种风险投资。日渐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正在改变企业的发展模式，冒险与赌博的个人英雄主义正在被合作、共赢的体系力量所取代。当然个人和企业都具有了公众性，资本市场在提供支持的同时，因为对收益回报的要求也加强了对企业的约束，从这个角度，巨人的上市像是个自己戴上了一个“紧箍咒”。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企业，业已沉稳成熟的领军人物，受到资本市场推动和制约的公司治理结构，上市之后的巨人可能不会再给社会带来那么多的颠覆性冲击，但也因此少了倾覆的危险。

《经理人》专稿 文/秦合舫

    中国企业把日韩企业作为学习标杆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日本在二战后重新崛起，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时，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形成了以丰田、索尼、佳能、松下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群体；韩国紧随其后，在8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且韩国也形成了三星、LG、现代等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同属儒家文化圈，同样从贫穷落后的经济底子起步，日韩经济的起飞和日韩企业的发展壮大让中国企业有理由相信，借鉴日韩企业的发展经验，中国也同样可以诞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群体。况且在整个80年代，被日本制造压得喘不过气的欧美企业也在谦虚地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所以在整个80年代，日企成为新生的中国企业的学习标杆顺理成章，这一浪潮一直到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才有所减弱。进入90年代，随着韩国大企业的崛起，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又成为中国企业的学习榜样。

    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的选择往往和中国企业在成长的特定阶段所遭遇的核心发展问题有关。

八十年代：制造与质量管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和世界的交往逐渐增多，才发现我们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无论是技术的先进性还是产品的丰富性上，都已经落后了一大截。而在国内，各类产品特别是人们日常需要的消费品面临着普遍的短缺。这种状况下，资金、设备、技术、生产能力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哪个企业能够拥有大规模的制造能力，哪个企业就可以取得比较大的发展。日本企业精良的产品制造能力成为中国企业学习的榜样。

奠定日本制造全球竞争力的基石在于其独特的现场管理能力，80年代，随着日本产品和设备大规模引进中国的同时，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也在中国企业中大量的传播，典型的如全面质量管理和价值工程。诸如“质量是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等管理箴言逐渐被中国企业所广泛接受。

中国企业往往通过对口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日方企业学习其管理经验，如宝钢每年都派出各层次的员工到日本新日铁接受培训，在宝钢的管理体系中，班组管理以及针对解决现场问题的项目小组（QC）活动成为质量改善和降低成本的重要组成。海尔则在吸收日本企业现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员工的实际状况，进一步形成了“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

对日本企业在制造和质量管理经验的学习，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企业产品制造质量，而且能在中国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之后依然维持较好发展态势的企业，都是在这一阶段对质量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吸收上比较到位的企业。而大量的企业尽管通过设备和技术引进拥有了相关的制造能力，但当竞争趋于激烈之时则被率先淘汰出局。

九十年代：营销与品牌管理

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市场的商品短缺状况得到大大缓解，并逐步进入买方市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心不再是如何把产品高质量的生产出来，而是如何销售出去。在价格战、概念战、广告战等初级的营销模式效力逐渐失效之后，如何通过品牌建设构建企业的营销能力成为中国企业的核心课题。日韩企业中拥有全球品牌营销力的索尼、三星等企业开始成为中国企业的学习标杆。

九十年代之前，三星在国际市场上的状况和现在的中国企业差不多，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只能在市场上以低价格出售。在会长李健熙的带领下，三星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实施精品工程，提升品牌影响力，实施二次创业，在九十年代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顶级电子品牌。这其中，三星通过赞助奥运等体育赛事的体验营销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联想是中国企业中比较早的实施品牌建设的企业，这一措施对于联想问鼎中国最大的电脑制造商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2005年联想通过收购IBM PCD业务形成全球业务之后，随之通过进入北京奥运会TOP赞助商进行品牌推广，联想管理层也并不讳言是受到三星赞助奥运会等体育营销模式的影响。

还需要学什么？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除国家垄断行业外，中国企业中还没有诞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即使如联想、海尔、华为、TCL这些已经开始国际化、相对领先的中国企业，和日韩同类的企业如索尼、松下、丰田、三星、LG相比，无论规模还是企业竞争力，都还不是同一量级。

发展到目前阶段，对于中国企业和日韩先进企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大、深、精几个方面。

大就是企业规模和全球布局上的差距，从市场覆盖上，中国企业还主要以本土市场为主，从资源获取上，中国企业还不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从品牌影响力上，还难以形成全球影响。

深主要是指对产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上的差距，中国企业主要还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在基础研发等能够引导行业走向的核心环节投入不足，导致收益和规模不匹配。

精主要是指在产品的差异化能力上的差距，以生产大路货为主，难以建立差异化优势以获取较高的溢价。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向日韩企业取经，应主要在提升产品力和加大战略性投入两个方面下功夫。

产品力是指“该商品或服务的有关信息在百分之百准确地传递给顾客的情况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顾客和社会的欢迎”。中国企业过去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以及廉价的劳动力，本土市场让中国企业可以在产品本身并不突出的情况下通过本土化的渠道和促销取得对国外产品的优势，而廉价劳动力让中国产品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走向国际市场。但是随着本土市场的成熟以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消失，这种发展模式的基础正在消失。

从开始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所遭遇到的困境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如海尔进入美国市场的路径选择上，首先进入竞争相对不激烈的小冰箱市场并取得初步成功，但是进一步向主流市场拓展时则遭遇挫折。从战略选择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是受到日本本田摩托进入美国市场的影响，本田摩托进入美国市场也是首先在50CC小排量摩托上取得突破，但之后的全面市场拓展则有本田在日本本土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做后盾。TCL通过收购法国汤姆逊电视品牌进入欧美市场，同样也因为无法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遭遇挫折。

产品力来自于企业的基础研发和设计能力，而大部分中国企业还仅仅停留在技术引进和产品模仿阶段，尽管通过制造和质量管理等已经缩小了产品质量上的差距，但因为缺少了产品的独特性和引领市场的能力，从而导致企业赢利能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就是在战略投入上的不足，企业普遍缺乏针对5—10年发展远景的战略性规划和投入，更多的是跟随市场而无法引领市场。

在三星的发展中，赞助奥运等体育营销措施只是引领三星进入一流公司的表面因素，更大的原因在于，三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存储器等基础技术和器件上的投入，以及进入90年代之后实施的一系列产品提升工程。与之对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产能的彩电制造业，因为在彩电向平板过渡的基础研发阶段缺少前瞻性的投入，近几年在短时间内就在国外品牌的竞争压力下迅速瓦解。

中国企业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和国外先进企业相比，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因此有必要以谦卑的心态和顽强的意志，通过学习和吸收先进经验，向世界级企业迈进。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武林人物修炼内功的方法各不相同，我感觉最奇特的就是《侠客行》中用药酒来修炼。石破天在野外偶遇侠客岛来的“赏善罚恶”二使张三李四，无意中和两人比赛喝药酒，这种药酒其实都由剧毒药物配置而成，身体和这种剧毒相抗的过程中，内力就会逐渐增加，但是如果一次喝太多了，身体的抵抗力不能压制毒药的作用，就可能毒发身死，而自身的内力越高，承受的抵抗力就越大，就越可以喝进更多的毒酒，增加更大的内力。

      当今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无数的并构案例，有大的吃小的，有快的吃慢的，但无疑的，每一个并购案的最初设想，无不是希望化腐朽为神奇，希望借此获得更强的竞争力，但不幸的是，对历史上的并购案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近75%的并购案例以失败告终。那么，决定成功和失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

     并购是企业实现规模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专家认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和促进增长的收购战略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绝佳的匹配、合理的价格以及卓越的管理。同时，对一个企业的收购和消化，也是一个挑战企业管理内功的过程，战胜了这个挑战，企业的管理就可能上到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如果不能消化掉，吞并的企业就可以成为致人死命的“药酒”，不但对原公司的竞争力没有提升，还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

和一般的企业收购强调文化上的一致和业务上的关联不同，我想用药酒来表示一种故意选择可能和企业原来的体系发生冲突的企业作为收购对象的行为。这种企业对本体企业来说，本身就充满了毒质，他可能来自业务上的不熟悉、文化上的不一致、地域上的巨大跨度、管理方式的差异、甚至财务上的风险，总之，相对于本体企业，待收购企业就象一个由剧毒之物混合而成的“药酒”，饮之不当，饮之过量，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之伤，它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风险的收购之举，我称之为“异质收购”。

        和异质收购相对，同质收购的风险要小的多，企业在收购的时候，就会尽量考虑被收购企业的一致性，尽量做到和原有企业相辅相成，收购之后，企业在改造和融合上也比较容易，从而形成一个更大规模和竞争优势的企业。

     异质收购的案例并不鲜见，但是失败的概率要比同质收购大的多，所以收购专家往往会告诫企业在考虑收购的时候尽量避免收购那些和原来的企业差异比较大的企业，但是，如果一个想做业务和行业上的跳越式的扩展，异质收购又好像是难以避免的，企业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挑战风险化解风险的历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不是闭关之后关门修炼，而恰恰是在不断的迎接挑战并战胜困难的过程中得到强化和创新。那么，如何做好异质收购，就是一个立志成长的企业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异质收购是企业扩展业务和提升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收购进来异质企业之后，由于和原来企业的各方面的冲突，会对企业原有管理模式的各方面带来调整，企业在应对处理这类问题的过程中，对领导者视野的拓展、干部的培养、管理方式的变革等各方面都会带来提升，这种采用冲突方式锤炼企业内功的模式比直接的推进对企业的进步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第二，由于异质收购首先是带给企业的是各方面的冲突甚至破坏，其伴随的风险也会数倍的增长，所以企业在选择异质收购的企业时，要充分估量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选择的企业规模和数量也比同质收购时候应该小很多。前一阶段对破产企业的收购案例中，很多收购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较短时间内吃进的太多，难以消化，反而危及了主体企业的生存。

     第三，异质收购的目的重点在培养公司的内在能力，而不是业务上的拓展。通过异质收购做为公司进入一个行业的跳板，在具备了相关的能力后，其后在相关领域的拓展实际就变成同质收购了。相应的风险就会大大缩小。

     第四，充分认识异质收购的风险，做好相应的保护和防范措施，对可能出现的危险要有充分的估计，并准备好应对的措施。

     第五，以积极的心态对待被收购的企业，收购异质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冲突来锤炼和变革公司的竞争能力，所以异质收购不是要单方面的把本体企业的管理和文化强势的灌输给被收购企业，而是以被收购企业的异质特性促使原来企业的进化，所以，企业要有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在消化异质企业的过程中反观自身并创造新的解决之道，这样异质收购才能变成企业进步的动力。

     中国人爱说“化阻力为动力”，那么阻力怎么成为动力呢？对企业管理来说，当面对阻力的时候，不故步自封，不骄傲轻狂，同时也不心虚气馁，而是以一种谦虚、积极的心态去寻找创造性的解决之道，阻力就真的变成了一种动力。

《财经时报》专稿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中国消费者并不陌生，对中国企业界来说更象是一个“圣地”，究其原因，除了因其为天才发明家爱迪生创立以及长盛不衰的历史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被誉为“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的杰克·韦尔奇对GE所实施的成功变革，韦尔奇遵照“数一数二”原则，对GE的一些发展前景暗淡的业务进行剥离，强化或注入赢利性、附加值更高的业务，使得GE从一个主要依靠传统消费品业务为主的公司，转变为依靠航空发动机、医疗设备、金融服务等为主的高技术公司。家电业务做为GE传统的起家业务，尽管被保留了下来，但在GE的业务构成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所以GE在次贷危机带来的赢利压力下给家电业务寻求买家，可以说是GE实施20多年的业务转型的一个延伸。

当韦尔奇带领GE开始产业升级的同时，以海尔为代表的改革开放之后新生的企业通过技术和设备引进，通过对接全球经济，开始了企业的新生之旅。所以就全球大的经济发展背景而言，对于家电业务这类传统制造业，GE的放弃和海尔的吸收，正是全球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

那么，在GE放出了出售家电业务的信号之后，海尔是否以及能否出手把GE的家电业务收入囊中呢？

给海尔带来的机会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完善海尔的全球化布局，尽管海尔试图通过自我品牌和自我发展，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实施国际化战略，但经过10年发展，到现在距离一个成熟的跨国公司仍然有不小的差距，通过收购GE的家电业务，可以补充海尔在人才、技术、品牌、海外渠道等方面的不足，使得海尔的全球化布局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海尔几年前试图把美国另外一家家电制造商美泰克收入囊中的原因，但是这个收购遭遇了竞争对手惠而浦的阻击。

二是以GE的高端产品和品牌强化海尔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GE保留下来的家电业务以高端产品为主，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家电高端产品的需求将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收购GE家电业务之后，通过对其产品和吸收和转移，更加丰富的产品线将帮助海尔维持其在国内高端家电业务上的竞争力。

现在海尔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白色家电制造商，如果能够合并GE的家电业务，则有机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商。

但是，需要海尔慎重考虑是否收购的因素也同样巨大：

首先是收购的资金投入。根据GE委托投行放出的出售价格将在50-8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GE家电业务的规模和市值评估的出售价格。由于有三星、LG以及欧洲家电制造商伊莱克斯、西门子等竞争对手参与其中，预计这个价格不大可能被大幅度的压低。这是和联想收购IBM PCD业务案例上很大的不同，因为IBM出于扩大中国市场IT服务业务的考虑，其对PCD业务的出售具有很大的针对性以及其他的战略利益，所以会在收购价格以及后续支持上尽力满足联想的要求。但是GE如果在出售家电业务上只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而没有换取其他战略利益的企图，则很难在收购上对海尔有所倾向。

第二是收购之后的整合难度会比较高，GE的家电业务中仍然有高达上万的员工，这会使得收购之后企图通过生产布局调整来获得协同效应的努力变得困难。同样，如果没有GE总部的配合，海尔在并购之后的整合可能不会象联想收购IBM 电脑业务之后那么顺利。来自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司之间的文化融合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第三是从海尔自身的发展角度，通过去年的业务和组织架构调整，白电业务只是海尔整体业务布局中的一部分，电脑等电子产品等具有更高成长性的业务被海尔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重，白电总体上在全球是一个传统和发展缓慢的行业，那么海尔如果以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并购GE的家电业务，可能就会相对压缩或抽离在其他业务上的投入，是否值得以及如何保持战略上的平衡就需要慎重考虑。

所以，对于急于走向全球的海尔来说，收购GE家电业务可能是一个机会，但这并不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蛋糕，需要在全面、整体的利弊分析的基础上慎重决策。

   联想发布07/08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营业额及赢利均大幅度提升。

   说明联想收购IBM电脑业务之后的整合取得初步成功，进入赢利性增长阶段。

   但从财报数据看，营业额及赢利的提升主要是受益于美元贬值，因为联想财报以美元计算，由于美元贬值使得报表数字显示比较亮丽，实际则有所折扣。

   分区域计算四季度销售额对比：

   大中华区：07年为12亿美元，08年为12.9亿美元，公告中说增长18%应该是错误，按这两个数字计算是增长8%左右，考虑人民币一年内的升值为10%，则以人民币计算的联想大中华区增长为持平或略降。

   美洲区：07年为9.97亿美元，08年为10亿美元，基本持平。

   欧洲区：07年为7.31亿美元，08年为8.79亿美元，期内欧元升值更高达15%，则以本地货币计算的销售同样是略有增长。

   亚太区：07年为4.73亿美元，08年为5.43亿美元，考虑美元贬值因素，可能同样是持平。

   由于电脑的核心上游部件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以美元计价，美元的贬值有利于以大中华区为主要市场的联想赢利水平的提升。